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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法律法规有待完善，源头治理责任缺失。法律上，我国对“骚扰电话”一词尚无明确界定，关于商业电子信息扰民问题亦无专门的立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虽有“未经电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原则性要求，但问题方主体责任不明晰，亦无相应罚则，管理上落地执行存在实际困难。

既然高校和学术职业已成为网络道德审判的矛头所指，那再做一次新制度的试验场也许负担更小，合法性更高。一方面，高校原有的行政架构当然是绕不开的，主要用司法途径解决又成本太高，但可以部分参考美国的雇主追责制形成单位追责制，由高校提供反骚扰教育和必要的资源，并对相关行政领导追责，以便平衡其人事和行政权力，实现责权的对等。另一方面，逐渐建立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申诉、调查和评判的渠道（而非原有的学生工作系统），并以学术职业共同体的道德承诺重建与集体评断为基础，一事一议，争取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来衡情度事，仔细研判。这也是保证所谓“师风师德”不沦为一种新行政工具的必要条件。可能的制度选择包括：无行政职务的高校教师所组成的风纪委员会，有一定任期并轮替，更多行使类似“否决”权力（veto power）的功能；而原有的工会亦可适当参与调查与调解，以保护教师作为高校员工的合法权益；适当引入外部监督者，比如社工。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具体的制度，比如对于教师和学生会面的具体规定，学校办公场所的重新规划，对于单一导师制度的改革等等，则可以更便宜地在短期内推开。

大到华为、阿里、京东等行业巨头，小到创业公司，“末位淘汰”是国内各类互联网公司的黄金圣条，也是程序员们闻风丧胆的一刀斩。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是快节奏的互联网行业推崇这套制度的根本原因，很少有人追究它的存在是否合理。据锌财经了解，末位淘汰制度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不能成为企业辞退员工的理由。劳动者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八十七条要求支付赔偿金。劳动者在工作中，即使无法胜任工作，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2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对该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调换岗位，培训或调换岗位后仍然无法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需要提前1个月通知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支付经济补偿。

胡鑫说，互联网公司不会在合同上白纸黑字标明996，入职前HR也会以“弹性工作”模式为由不具体说明工作时间。“但我们的工作强度，肯定是大大超过标准工作时间内能完成的工作内容，”他补充道。打着“员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幌子，加班堂而皇之成为了公司对员工的要求。

Bonitas就恒安虚报卫生巾业务回报率和盈利能力、虚假交易、负债累累和伪造的银行存款余额、未公开的关联方交易方面再次一一作了回应。Bonitas再次重申，“考虑到恒安 2018 年 6 月 30 日短期金融负债余额 178 亿元人民币，并在过去五个月内筹集了人民币 75 亿元的额外短期债务，我们认为债权人可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偿还或者以低于票面价值的方式清理债务，让恒安的股权最终毫无价值．．．．．．”。

沙特阿美周三在利雅得Tadawul交易所交易首日急升10%，触发涨停，这令该集团市值接近2万美元，有效提振了原油多头信心。投资者将阿美股价的上涨看成是油市前景的积极信号。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扩大减产的利好影响仍在发酵。此外，昨日公布的OPEC月报显示，2019年和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料将分别维持在98万桶/日和108万桶/日不变，同时非OPEC产油国产量预计也将维持在182万桶/日不变。